根本的办法或者说治本之策，当然是让尽量广泛的人从内心深深认识到人不可充当上帝，不可随意安排别人的生命（甚至包括自己孩子的生命），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对间接的、总体的不可预测的行为后果负责，等等。
为弥合该争议，西方法学界提出，恐怖主义是一种高度危险的、特殊的、类似战争的新现象。显然，对这类手段同样残忍的暴恐活动，如果不纳入恐怖主义打击范围有失公允。
前者将其定义为：一种有政治目的的暴力;[17]后者提出，为了政治目的使用暴力，即可定性为恐怖活动。总的来说，恐怖组织建立了严格的组织制度，恐怖活动多由具有相当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的组织性集团所为。[10]赵宏瑞：《中国反恐法治及国际比较研究》，载《知与行》2016年第2期。将国家列为恐怖主义犯罪主体，很容易使之成为国家间进行斗争、相互攻击的工具。相反，如果他们的目标是非民主的，或者不是为了基本的人权而斗争，那么相较而言就缺乏正义性。
对恐怖主义犯罪构成界定的困难，以及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断修正，客观上反映了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及不确定性特征。[11]其主要观点是，犯罪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或摧毁行动目标，而是意图通过实施暴力活动，制造社会恐慌氛围，进而影响公众心理，对政府形成威慑和压力，迫使执政当局改变政治目标，以达到谋求民族独立、改变国家现行政策的政治目的。孙国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法理学》，载《法学家》1999年第Z1期。
钱锋：《清末立宪运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徐祥民：《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统一看法制建设的任务》，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6期。关保英：《法治体系形成指标的法理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陈金钊：《法治之路的技术选择》，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
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社会法学派、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现实主义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综合法学派等纷纷登场，或许还应当加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法学派（可以归于实用主义法学派之中）。[[24]] 张文显在其《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一文中使用的法治实践和政治与公共生活中的‘法理这一标题提示我们：法理问题的研究隔绝于政治、社会只能是缘木求鱼，虽然我们秉持法理自身的独立立场。
当然对法的概念与本质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设定偏好，既受制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还受制于人们的理性（或者也包括主观感性？）取舍。[[35]]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在早期对于摆脱国家与法教条之思想桎梏具有破之功，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于拓展法律的概念、重构法律渊源理论、认知基层日常秩序之运行规律又发挥了立之功效。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问题探讨》，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4期。其中，中国法学的理论和学术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第二波出现在1991年中国政府发布首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之后，与官方人权政策调整并行，理论界翻译引介了西方众多人权文献，开启了人权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工作[[18]]。葛洪义：《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莫纪宏：《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人们基于工业文明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对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认知面临重大危机与挑战，在近几年已有学者开始探讨云大物移智时代法的本质与法的概念重构问题。
这场争论归根到底还是关涉着中国法治与法理的自我定位、未来走向等根本性问题。源自中国天下观念和和合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各国走出困境、实现人类文明的脱胎换骨、代际更替提供了新的哲学视野。
法理学的范围也不一定是当今各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师所研究的对象范围，基于教学与科研组织机构划分而被赋予法理学教师身份者，其研究、教学的兴趣与重点并不一定是一般法理学，而既可能聚焦偏实务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政策研究，也可能远超出了法学的范围，主要学术脉络是哲学的、社会学的或政治学的。周汉华：《构筑多元动力机制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陈景辉：《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从格老修斯、霍布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到康德、费希特、萨维尼，再到边沁、奥斯丁、密尔，最后到拉德布鲁赫、霍姆斯、庞德、狄冀、卢埃林、凯尔森、富勒、罗尔斯、哈特、拉兹等法哲学巨臂，毫无疑问是近代以来法律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明星，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世界并将继续影响着我们当下法律思想与法律生活的建构，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提出的学说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主控模式，在中外学术界和实践界是取得了普遍共识的。《法制现代化的分析工具》，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贺鉴：《论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38]]公丕祥、夏锦文：《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制现代化及其意义》，载《法学家》1997年第4期。
王立民：《中国租界的法学教育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以上海租界的东吴、震旦大学法学教育为例》，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7期。当然，一般法理学更不是当今大多数中国法科学生心目中为申请学位和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考试所不得不研习的法理学。
在研究对象上，社科法学将法视为社会现象之一种，而法教义学则将法视为一种有效力的规范。郭道晖：《实现法治的四要》，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
郑成良：《权利本位说》，载《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4期。林来梵、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在此问题上，也有学者主张要解构法律本质论，主张从法的本质转向法的日常生活。有的研究主题和争鸣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过于粗疏和表面化，亦不见得有公认的学术深度，更难以被载入世界法律思想史中，但对各种学术观点——特别是对中国法理学观点——的评价应当建立在历史维度之上。李林：《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创新发展》，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付子堂、胡夏枫：《立法与改革：以法律修改为重心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姑且不论学者们自发组织的难以统计的成百成千次的各类专题研讨会——比如围绕法社会学、法学基本范畴、法律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法制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法律文化、法律全球化、后现代法学、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民间法、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等主题举办的研讨会——均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实践意识。范式多样并存，方法多元开放，为中国法理学可能的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
法理学界就新时代法治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产出了一大批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法律义务入得合理性依据》，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13]] 中国法理学界关注法学范畴的转换问题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1988年在吉林大学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学者们在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并迅速波及、扩散至整个中国法学各界。李贵连：《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
谷川：《法律实践需求下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对照及反思》，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8期。单纯：《论儒家的人权伦理》，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雷磊：《为涵摄模式辩护》，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在短短的40年中，中国经济上要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在政治上要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历史性跨越，在法治上要初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要完成这样一种并非自生自发、自然演进而是后生后发的、理性建构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现代化任务，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论都是无法胜任的。
我们前面提到法理学一端天然连着形而上学，另一端则锚定在法律生活上。法理学与生俱来连接着哲学，但其形而上的思考又为实践所锚定，中国法理学深切关怀着中国40年的激荡变革。
改革开放后大量青年才俊出国学习，搭建起了中国法理学与世界法理学沟通的桥梁，他们拥有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他们系统、全面翻译、移介了国际学术界方方面面的成果与思想，可以说世界各国法律思想史上和当今法理学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代表性学说均被引入了中国法理学界，构成了中国法理学界思考与前行的重要资源。蔡琳：《略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理论分歧——以对中国法律实践的认知为视角》，载《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